非法放贷入刑新规后，套路贷犯罪定性将走向何方？
一句话观点：非法经营罪或成破解当前套路贷案件法律适用的钥匙。
每一个刑事律师都是一个矛盾体，一方面，他们要吃刑事这碗饭，另一方面，他们又对“重刑主义”发自灵魂的厌恶。
职业放贷涉刑新规于昨日发布后，朋友圈里也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。公权力的手是不是伸的更长了？重刑主义是不是愈演愈烈？会不会进一步冲击本已脆弱的实体经济？
作为一名刑事律师，笔者倒是对这份新规有不同的解读，笔者认为，这份新规旨在解决当前扫黑除恶斗争中套路贷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，是对当前实务中出现的套路贷刑事案件打击范围严重扩大化，罪名适用严重失衡化的修正。其本质是刑罚谦抑性的表达，而非“重刑主义”的再次抬头。
一、司法实践中存在套路贷案件打击范围扩大化、罪名适用失衡化的现实问题
笔者不否认套路贷犯罪的社会危害性，也不否认那些真正的套路贷犯罪诈骗罪名定性的准确性。
但笔者想强调的是，对套路贷犯罪的打击在实务中已经出现了严重扩大化现象。有众多所谓套路贷团伙，仅仅由于利息过高、采取砍头息等付息方式而身陷囹圄。
这轮套路贷犯罪打击中，更多遭中的就是这些小平台，草台班子。你说他们无辜，他们的行为确实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。你说他们罪大恶极，却又远远达不到，他们大多数没有能力（既包括组织能力也包括经济能力）组织现场催收，更别说什么暴力催收了。他们还缺少像样的风控能力，导致了众多上图所示的薅羊毛者聚集，虽然刚开始只能借个千儿八百的，但人家薅的就是这一撮儿羊毛，撸完这一千我就走，一千也是钱儿啊，买成排骨吃它不香吗？
甚至很多小平台人员还向笔者诉苦：自己不仅没靠这个赚到钱，还由于撸羊毛的太多赔了不少，现在自己还要被定诈骗犯，实在是想不通……
二、新规对套路贷犯罪罪名适用提供了新选择，可以更好做到罪刑适应
对于大多数小高利贷平台，认定其为诈骗罪，是严重不符合犯罪构成的，无论双方对利率、利息支付方式如何约定，都不牵涉刑法意义上的“欺骗行为”与“错误认识”，可以说跟诈骗是完全搭不上界的。
过去，司法机关在具体罪名的选择上，没有充足的回旋空间。一方面，在适用非法经营罪上，有最高院的无罪批复（《关于被告人何伟光、张勇泉等非法经营案的批复》）横亘在那里，无法逾越；另一方面，形势所迫，职责所在，套路贷犯罪又不得不管，不得不判，就只能把诈骗罪拉出来兜底。
此外，诈骗罪还是个重罪，适用这个罪名也会导致罪刑适应的问题，动辄十年以上乃至无期，对于放个高利贷，实在是太重了点。而以非法经营罪进行评价，就能一定程度上解决量刑畸重的问题。
三、对进行中的套路贷案件，法律具体如何适用，仍然需要智慧去解决
一般来讲，司法解释性文件是对如何正确理解和执行法律的具体规定，具有溯及力。但考虑到本新规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超越社会成员正当预期，溯及既往会损害社会信赖利益，加之与原有司法解释性文件有冲突，故该新规专门对溯及力问题作了明确规定，排除了其溯及力。
新规第八条规定，对于新规实施前的非法放贷行为，仍然依照最高院《关于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中的“国家规定”的有关问题的通知》[法办(2011)155号]规定办理。
《通知》规定，各级人民法院审理非法经营犯罪案件，要依法严格把握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（四）的适用范围。对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属于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（四）规定的“其它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”，有关司法解释未作明确规定的，应当作为法律适用问题，逐级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。
在新规之前，最高院针对非法放贷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的问题，还真有一份批复，即《关于被告人何伟光、张勇泉等非法经营案的批复》[(2012)刑他字第136号]，这份批复中明确指出，非法放贷行为不宜以非法经营罪处罚。
这就在法律适用上带来了难题，一方面，本新规没有溯及力，即对2019年10月21日之前的非法放贷行为不适用新规，不宜以非法经营罪论；另一方面，如果排除新规的适用效力，则目前众多仍在诉讼过程中的套路贷案件，仍然没有罪刑相当的罪名适用（别扯无罪，现实点）。
但无论如何，众多套路贷犯罪头上这顶“诈骗”重罪的帽子，无疑已经被极大地松动了，办案机关在对其进行定性时，也有了更大的回旋空间。非法经营罪或成破解当前套路贷案件法律适用的钥匙，实务中的具体走向，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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